自細視大者不盡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助理研究員　王道還

今年一月，美國發射的兩艘火星探測車順利登陸火星，全球矚目。所有媒體都轉載了探測車傳回的火星地表照片。一時之間，我們似乎對火星有了新的知識。至於是什麼知識，由於大家都很興奮，就不成問題了。

事實上，「知識」是所有太空探測任務的根本問題。任何探測的起點，都是既有的知識。所謂知識，包括已知與未知兩部份，有已知，就會衍生出許多問題，迫使我們承認未知的存在，燃起求知慾。

最近這些年，美國的太空船拍攝到一些火星地貌的細節，科學家研究那些細節，推測那些地貌是大水沖蝕的結果。於是產生了一連串問題：火星地表要是過去有過大水，那些水到哪裡去了？水是生命要素，也是生物演化的原始舞台，要是火星過去有過大水，那麼，生命也曾萌發過嗎？去年聖誕節登陸火星失敗的英國探測車叫做「小獵犬號二世」，最能代表這個問題意識。

現代科學史上，「小獵犬號」與「生物演化」已經結下不解之緣，因為一八三一年到一八三六年，大學剛畢業的達爾文接受英國軍艦小獵犬號艦長的邀請，自費擔任艦長的「旅伴」，他可以到軍艦停泊的地方採集自然史標本，觀察地質現象。這趟旅程塑造了我們現在認得的達爾文－－他的物種原始理論的確發源於這趟環球之旅。

那麼，關於「火星上有過大水」這個推測，火星探測車必須發現什麼跡象，才能證實或否證？

六○年代、七○年代的火星任務，並沒有發現任何生物。此外，火星大氣不僅稀薄，成份也與地球明顯不同。這些都可當做直接證據，支持「火星上現在沒有生物」的結論。可是火星表面上過去有沒有大水？有沒有生物？就沒有直接證據了。即使地球上的科學問題，也面臨類似的困難，例如直到今天，世界上不信演化論的人仍然佔多數。

我們憑什麼確知某事？這個「知識問題」源自西方的蘇格拉底－柏拉圖傳統。柏拉圖對話錄中，《泰阿泰德》(Theaetetus)專門討論這個問題。在這本對話錄中，蘇格拉底自稱是「產婆」，專長是將別人的思路完整地接生出來。也就是說，蘇格拉底不只想知道你知道什麼，還要你原原本本地交代，你憑什麼認為自己知道。

令人困惑的是，蘇格拉底的接生行動，總是造成胎兒流產的後果。泰阿泰德（數學家，417-369 BC）經不起他的盤詰，最後不得不承認自己原先的想法不夠紮實。無知、偏見、誤會都讓人相信沒有確實根據的事物。

《泰阿泰德》讀來令人警惕又過癮。可是蘇格拉底式的「知識問題」，深刻之處絕不是常識意義的「無知、偏見、誤會」所能彰顯的。美國有人大力宣傳一九六九年阿姆斯壯登月的那一小步，是好萊塢式的騙局，就是一個例子。我們憑什麼相信那個叫做阿姆斯壯的人當時的確在月球表面漫步？同理，我們憑什麼相信科學家分析的火星地貌照片，大水沖蝕才是合理解釋？就算是吧，火星表面現在沒有水，我們憑什麼證實火星上過去奔流過湍急的大水呢？

有趣的是，古希臘人知道感官容易受欺矇，才崇拜數字，相信純理的世界，例如與孔子同時的畢達格拉斯。後來柏拉圖在《理想國》也揭露過，人類與宇宙實相並無直接接觸，必須推理，才能發現純淨的絕對理念。亞理斯多德「吾愛吾師，更愛真理」的名言，正是針對這類「只信腦筋，不信眼睛」的理論而發。而自文藝復興時代起，對感官知識的追求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動力，時至今日，感官知識已是宣傳科學與基礎科學教育的核心概念。難怪火星探測車傳回的照片，代表確定的知識。

但是腦筋與眼睛的關係，從來不是二分法可以處理的。科學史上，可用來反駁亞理斯多德的例子似乎不少，例如日耳曼人克卜勒(1517-1630)、魏斯曼(1834-1914)都因為目力不佳，不是好的觀察者，卻有重要突破：克卜勒發現行星的軌道不是正圓形，而是橢圓形；魏斯曼發現生殖細胞必需進行減數分裂。

其實，克卜勒用來計算行星軌道的觀測資料，是丹麥人第谷(1546-1601)累積了三十八年的成果。而魏斯曼年輕時目力並不差，那時以顯微鏡進行細胞學研究的傳統已經形成，等到他目力衰退後，細胞分裂的過程早已深印腦海。也就是說，他們兩人的成就都源自感官印象，只不過一人用的是他人的印象，另一人用自己的印象。

對經驗資料加以抽象，是知識的起點，任何動物都不例外。人類獨特之處，在於我們幾乎完全生活在腦子以象徵符號創造的虛擬實境中，因而面對全新的認知問題。結果，以新經驗修正舊知識，需要智慧，有時更需要勇氣。

至於有意識地創造新的感官經驗、新的知識，正在火星上探測的「精神」號與「機會」號，能教我們的，不只是他們傳回的照片與科學數據吧。


{本文原載於中央日報副刊93.7.30}